新闻观念是新闻实践的指导。在当代中国的新闻活动中，由于专业主义新闻观念带来新闻媒介与社会的距离，由于商业主义新闻观念带来新闻媒介成为小众利益的工具，由于技术主义新闻观念带来新闻媒介被技术使用与渠道优势裹挟。有多少种新闻观念就有多少种新闻实践。在当代社会，新闻已经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形成决策的基本依据，用阿兰•德波顿的话说：“新闻如今占据的权力地位，至少等同于信仰曾经享有的位置”。那么，新闻建构人们的想象世界，谁来建构新闻的共同观念呢？在一个社会存在日益多样化的中国，怎样的新闻观念才是符合社会多数人利益、集成不同群体意志的共同观念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念
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换言之，在当代中国讨论建构新闻观念，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成为首要任务。

认识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与深度，但有三种错误的态度是要注意的：当作政治标签，这样的认识只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当作教条束缚，这样的认识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画地为牢；当作过时话语，这样的认识当马克思主义为过气的理论。事实上，认识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态度是要认识其所占据的道义制高点与真理制高点，坚持在返本开新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使用马克思主义。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一生的贡献有着精辟的评价，对这两个制高点有着清晰的表述。“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2] 这表明马克思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少数人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利益在奋斗着。而他的奋斗是通过科学研究来进行的，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即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在恩格斯看来，“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3] 事实上，在恩格斯的这篇讲话中，开篇用的就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的意味深长的表述。

在当代中国的新闻观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合目的性，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合规律性，要求尊重新闻传播规律。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建构当代中国新闻观念，就要关注多样化思潮的问题。这种多样化思潮来源于社会的多样化存在方式。从经济形态上看，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就是最根本的分野。从观念形态上看，利他观念和利己观念成为最显著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在讨论资产阶级观念时认为，“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4] 因此，如何在新闻观念中突出“利他”导向，成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的重要内容。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建构当代中国新闻观念，就要防止片面化宣传的问题。习近平同志谈中国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这三个“坚持”是统一的、一体的，如果割裂开来谈，就会削弱说服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经验一再表明，新闻舆论工作的力量来自于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建构当代中国新闻观念，就要看到自主话语体系落后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全球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实践的持续向前成为鲜明的时代背景，在此背景下审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新闻理论与实践发展，会发现存在新闻发展滞后于国家发展、新闻理论滞后于新闻实践、中国理论滞后于西方理论的问题。要解决这三个“滞后”，需要立足现实、直面问题、融汇中西、返本开新，研究后真相时代、后霸权时代、后喻时代新闻实践中的新问题、真问题、大问题，找出规律性、学理性的发现。

二、坚持文化自信的新闻观念
近代以来的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五千多年没有断流的文明史足以让国人自豪；另一方面，1840年以来的挨打落后又让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怀疑乃至要废除汉字、中医。1949年以来，随着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愈发清晰，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也愈发明确。

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的“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谈到，“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一个推陈出新、继续发展的迫切课题，是我们作为炎黄子孙、中华民族这一代的成员，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我们受之于历代祖先的中华文化。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文化也不能没有实事求是的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有了文化自觉，才会通过创新创造来实现文化自强，让本民族的文化不断向前发展，展现出具有时代感和世界性的魅力，最终在全民族树立文化自信。

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愈发成为引领者。这种引领源于中国的经济实力，源于中国的政治实力，但这还远远不够。从中国历史上曾经辉煌的汉唐时期看，从国际上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大国崛起的经验看，要真正成为世界的引领者，文化实力具有更加深层次、持久性的意义。对于希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国来说，仅仅出口电视机而不出口电视剧是无法实现自己的伟大梦想的。以新闻传播能力为核心内容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当代中国发展来说是更加急迫需要提高的能力。

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容包括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对于这些不同的文化组成，当代中国新闻观念都需要吸收并形成指导新闻实践的文化价值观。而吸收的原则就是坚持文化自信的原则，即“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这一原则表明，当代中国新闻观念应该广泛汲取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形成具有强大感染力、传播力的当代中国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日趋深入的今天，这种文化自信不仅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也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尽管全球化是由西方国家发起并推动的，与之相伴的是西方经济、科技风靡全球，但西方文化观念却没有也不应该被普遍接受，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恐怖问题凸显等都源于一些保守文化观念、极端文化观念。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在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中不以征服为目的，是多元一体的“和”的文化，而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都是基于一神论的“同”的文化，前者是适应文化多样性的全球化的，后者却会带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冲突。因此，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反映了中国文化理念对未来人类命运的思考，而这种思考也呼唤我国新闻传播创造出更多为世界所接受的中国声音来，让中国的文化成为人类新文明构建的重要推力与基石。

三、坚持源于实践的新闻观念
作为新闻实践指导的新闻观念是来源于新闻实践的。建构当代中国的新闻观念不能是“空中楼阁”的理论设计，也不能是“拿来主义”的外部输入，而应是基于当代中国新闻实践的规律性提炼与学理性研究。

当代新闻实践的突出特征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在社交媒体的新闻传播中出现了全新的变化：社交媒体成为获取新闻的主要入口，因而成为形成社会认识、情绪及行为的重要力量；自媒体与公民记者大规模出现，因而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成为当代新闻传播体系的主要特征；技术驱动型的聚合类媒体、搜索类媒体占据优势，因而新闻把关人失灵、新闻事实核查成为新闻传播中的首要难题。

社交媒体赋予个人与非传统新闻媒体的各类机构以新闻传播权力，实现传播权利（right）向传播权力（power）的转移，传播主体从过去的传统新闻媒体、小众群体向现在的个人、机构自媒体、大众传播群体转变。这种新闻传播实践的大变化使得传统的新闻观念已经很不适应。从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后，FACEBOOK等社交媒体受到质疑，认为其中传播大量虚假信息误导投票行为，而这类公司出面回应称，自己只是科技公司不是媒体公司，无法对内容负责。从中国的微信、微博来看，也出现这类问题，任何一个社会事件都会出现不同版本的信息广为流传，而一些情绪性、无事实依据的信息往往也会误导社会舆论。

传统媒体主导的时代里，精英对舆论的控制力、引导力很强，但在社交媒体发达的条件下，产生了“脆弱的精英”。在传统的舆论管理观念中，好的舆论生态就是只能有一个声音。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多样性舆论生态成为一种必然，因此“无害的多样性”的新闻观念逐渐出现，这要求媒体管理实现从媒体控制到媒体引导到媒体合作的转变。对公共话题，要有参与性的讨论与引导性的意见，越是充分的讨论、理性的信息，得出的认识的共识度就越高。同时，这种传播要有创意性，体现90后、00后受众的行为特点。在后喻时代，新闻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的新闻主要发挥信息功能，而现在的新闻还具有娱乐功能与社交功能。

以主流价值观引导新兴人群需要全新的观念。从新闻渠道上要适应网络化、移动化的融合媒体趋势，形成立体多样的传播矩阵。从新闻内容上要适应视频化、故事化的阅读习惯，形成丰富多彩的传播形式。当前，“学习小组”“侠客岛”“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等一批中央主要媒体打造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正能量与影响力俱佳。人民日报微博粉丝突破9300万，新华社客户端下载量高达2亿多次，央视新闻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粉丝数达5700多万。一批现象级融媒体产品如新华社打造的《红色气质》、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厉害了，我们的2016年！》等，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故事，获得广泛好评。

对正面宣传的理解也要有全新的观念。正面宣传为主，不是为了某个人、某个机构、某个组织的小利益，而是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大利益。不能简单地把正面宣传理解为只能说好话，甚至是说过头的好话。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后新常委见面会上的讲话中就谈到，“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我们一贯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的建议”，这种态度表明不用记者们一味说好话甚至是过头的好话。事实上，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讲过：“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在理解“正面宣传为主”时，应该打开思路，所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报道，都可视为正面宣传。或者说，只要发挥正面力量的报道，都是正面宣传。正面力量跟正面内容是不同的，一个是效果维度，一个是内容维度。坚持效果维度来判断正面宣传，标志了一种新闻观念的大发展。

四、坚持理论创新的新闻观念
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的建构要立足于发展中的新闻实践，也要着眼于具有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新闻学学科体系建设，通过新实践，发现新问题，构建新理论。有新闻理论支撑的新闻观念才是稳定的。

理论创新要以正确的哲学思维作为指导。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指出，“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 今天的新闻理论创新就面临这样的选择，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还是以一些“蹩脚的时髦哲学”为指导，是以被动的直觉的世界观为指导，还是以能动的辩证的世界观为指导。

理论创新要有学术自信与学术原创性。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经验，伟大的经验呼唤伟大的理论。中国的实践给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实践资源，立足中国现实，研究中国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就可以让世界更多地看到“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对于新闻理论创新来说，就是要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设做出自己原创性的贡献，摒弃西方中心主义、市场中心主义、媒介中心主义，建构超越资本主义历史与学术资源的知识体系。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下及今后很长时间应奉行的新闻主义、新闻观念可以概括为“发展新闻专业主义”。

理论创新要有学理性与规律性。100年前的1918年，中国第一部新闻学专著《新闻学》由徐宝璜先生完成。蔡元培先生为此书作序，评价该书“根据往日所得之学理，而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为此《新闻学》一篇，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而方汉奇先生在此书1993年再版时作序，评价该书，尽管成书于七十五年前，但是“这部书有关新闻事业普遍规律的论述，如有关报纸功能的论述，有关新闻五要素的论述，有关新闻与意见应该分离的论述等等，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研究工作者，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4] 今天，尽管距离该书完成已经一个世纪，这本书对于新闻学学习和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新闻观念启蒙时期，徐宝璜、邵飘萍等人对新闻观念的现代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代中国的新闻观念处于多样化观念并存的状态，如何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基于中国文化与实践、具有全球视野与理论支撑的新闻观念，成为新闻学界重要的使命。从世界范围看，“很长时期里，新闻学被冲突和负面的框架所主导。”在新闻观念中存在“坏消息是好新闻”的普遍认识，近来有美国学者提出了“建设性新闻学”的理论，“让记者的焦点从冲突和负面转移，在履行新闻核心功能的同时，报道和生产更有成效的故事，即提供重要信息，同时吸引新闻消费者、更准确地描绘世界的故事。”[16]有中国学者也提出了“积极新闻学”的理论，从积极的新闻参与社会、积极的新闻真实观、积极的新闻舆论监督、积极的新闻舆论生态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这些理论都为认识当代中国的新闻观念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也为建构当代中国的新闻观念提供了理论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