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演讲

2018年10月18日上午，新竹清华大学经济系荣誉退休教授赖建诚先生做客清华经济史论坛，发表题为《科举与封圣：皇帝与教皇的优势独占竞争策略》的演讲。赖建诚教授以经济学的视角，将西方宗教中的封圣与中国历史上选举新官僚成员的科举制度纳入市场分析的框架，分析了教宗和教众、皇帝和士子之间的供求关系与行动策略，从而解释了封圣行为与科举制度的运行机制。

赖建诚教授的演讲从一个问题开始：被封圣者通常都是殉道者，无法为自身谋利，那么为什么宗教中还会有封圣的行为？为回答这个问题，赖建诚教授首先总结了封圣的五大功用：一是促进教宗的权力，二是在管理与业务方面加强中央集权，三是排除异教，四是排除异见，五是压制多元化。而与之相对应的，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也需要通过察举制以及后来的科举等制度实现从各个地方选拔官员，让他们进入中央或地方任职，以维持朝廷内部的势力均衡，这也是加强中央集权和皇帝权威的有效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封圣与察举（或科举）还存在着差异之处，比如封圣不定期举行，而察举是定期举行的；封圣针对已经去世很久的信众，而察举（或科举）针对的则是活人。但封圣与察举制度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平衡内部势力，因而都是教宗和皇帝实现对自己的子民进行管理的一种手段。

为了达到有效管理的目的，宗教和皇帝都规定了严格却又不失灵活的一系列制度。宗教封圣的要求就极其严格，既要有神学上的美德（如信念、希望、慈善），也要有品性上的美德（如坚毅、公正、审慎、守戒），神职人员还需要多三项美德（清贫、贞洁、服从）。当然，殉教抵得上这所有美德的总和。在对候选人的审核流程上也极为严苛，对天主教而言，首先要教区调查候选人生前的生活是否足够圣洁，这是决定了能否成为“天主之仆”的前提条件；

然后梵蒂冈册封圣人部审核、经教宗认同是否拥有了“英雄般的操守美德”，这是可以被追赠“尊者”的前提条件；

到第三阶段需要有信徒向其祈求而获应验的神迹，并得到教廷的认可，这是可以被追赠“真福者”的前提条件；最后，教廷确认有两次神迹之后，才能由教宗正式宣布该已故信徒有资格受公众崇敬，并将其姓名正式登录在圣人名册上。与之类似的，中国的科举制度也有严格的要求和流程，特别是在流程上与封圣相似的是，童生需要通过童试成为秀才，然后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再通过会试成为贡士，最后通过殿试成为进士，并确定状元、榜眼和探花。

但是这些流程和要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实际要求中有相当的弹性。历代的封圣过程并不相同，这可以反映梵蒂冈对圣人或圣女的“需求强度”是根据现实需要而变化的，民间对圣人或圣女的“供给意愿”并不影响最终的结果。比如从性别的角度来看，过去1000年来，女性封圣的数量占总数的大约1/6，但其中的一半是在20世纪受封的。这一重大改变的背景就是近代以来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使得20世纪封圣的女性比例激增到1/3。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教宗和皇帝才是圣人或官僚的需求者，并且在这个市场上他们是垄断的需求者，民间的供给并不影响最终数量。

另一方面，宗教中的信众或者有意愿参考的学子，需要长期的积累才有资格得到教宗或皇帝的挑选，他们的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完全取决于唯一的需求者——教宗或皇帝。因此教宗或皇帝会根据现实需要改变规则或流程，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增加。

比如教宗保禄二世在1983年提出封圣程序的改革，这是近三个半世纪以来的首次修改，主要内容有四点：一是加快封圣进程，封圣变得更快更容易，受封人数因而激增；二是对神迹的要求减半，从两次变为一次；三是将原本需要在当地和罗马各举行一次的封圣仪式，改为只需要做一次；四是将原本需要通过“魔鬼律师”的严格审核，改为提交一篇博士论文。这些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寻找配合者和听从者，而不是真正的殉教者和展现神迹的人，这是天主教为适应新时代、新需求的新手法。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龙登高教授主持了本次清华经济史论坛，并做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