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五道口，与金融改革同行

在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43号上，有一处宁静的红楼小院，她是清华大学第十七个学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她的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她既融合清华大学百年学府的神韵，又秉承“五道口”与金融业界紧密联系的传统。她的“前世今生”，一直和中国金融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直和中国金融改革进程息息相关。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她、提问她，一起来感受——清华五道口，与金融改革同行。

吴晓灵：勇做改革的继承者和推动者

吴晓灵：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记者：今年是金融改革四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七十周年。您是中国人民银行事业的参与者、见证者和领导者，首先请您回忆一下央行成立的历程。
吴晓灵：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成立，是由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同时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揭开了中国人民金融事业崭新的一页。第一套人民币在当时为统一货币、稳定物价发挥了巨大作用。

1955年3月1日新版人民币在全国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彻底肃清了通货膨胀的痕迹，它与第一套的比价为1∶10000，这健全和巩固了我国的货币制度，便利交易核算，方便了群众。发行人民币比稳定人民币容易，人民江山能否坐得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稳定的币值，是否有良好的金融环境。1949年曾经历了三次大的物价波动，1950年，由于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国内反动势力趁机破坏，国民经济出现了异常困难的局面，中国又经历了第四次大的物价波动，由于措施得当，到12月全国物价指数比3月份下降了14.6%，银行各项存款比10月底增加59%。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情况良好，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稳定前进的阶段，人民币也处于一个良性的稳定状态。

这段历史说明人民银行与生俱来的两点印记：一是朴实廉洁、艰苦奋斗，二是一开始就把稳定币值作为最主要的目标。70年来，经过了12位行长带领，央行人不断提升淬炼丰富，在保持中央银行高政策水平与专业水准的同时，这种品格也一直传承到现在。

记者：请您谈谈人民银行的机构改革、监管职能的分出以及风险处置职能分离的过程。
吴晓灵：在1993年11月份公布的《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当中，就提出了要建立国务院领导下的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体系，还有商业金融和政策金融相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和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1994年至2003年，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分离成为政策取向。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市场的开放激发了大家的热情，但制度的不完善也带来了经济过热和金融秩序的混乱。1993年7月国务院决定让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兼任人民银行行长。金融业的发展取向从综合经营向分业经营转变。同时在1994年金融改革承认商业银行的概念后，专业银行也打破了城乡、外汇、基建的限制，全面经营各类银行业务。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也顺应分业经营的取向走向监管机构的分设。

1998年3月撤销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人民银行将证券基金机构的监管划归证监会，从此证监会从政策制定、机构市场准入到业务，全面监管证券业；11月成立中国保监会，保险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划出。至此形成了证券业、保险业监管机构分设的格局。

1998年人民银行成立了沈阳等八个分行和北京、重庆两个营业管理部，负责货币政策业务和金融监管。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在总结金融风险处置工作的时候，人民银行承担监管职能是否有利的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2001年为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做准备时，银行业监管从人民银行分离成为一个重要话题。2003年4月中国银监会成立标志着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分设，监管按金融业态银行、证券、保险分设监管机构的格局在中国形成。

记者：上一轮央行改革为代表的金融体制改革，给我们什么启示？
吴晓灵：在上一轮的改革当中，我认为有两个特别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承认了商业银行这样一个名词，原来我们都叫专业银行。那么现在提出了商业银行，而且也改变了过去专业银行分省分地区独自经营的这样一个状况。强调了法人的统一管理。

在中央银行这方面，应该说也强调了中央银行的统一的宏观调控，取消了人民银行分支行的一些贷款规模和再贷款的一些调剂权利，特别重要的是中央银行主动地取消了自己的利润留成，应该说这是革自己的命，利润留成对于中央银行自身来说是有极大的物质利益的，但是对于宏观调控来说，如果中央银行有利润动机的话，那么就会影响宏观调控的客观性。

所以，那一轮改革能够主动地对自己的既得利益进行开刀，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钦佩的。反观现在，真的改革前进步履维艰，就是能不能够很好地去切割掉自身的部门的利益。

记者：作为与金融改革开放共同走过四十年的金融家，您对青年一代金融学者、从业者想说些什么呢？

吴晓灵： 从前干工作，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基本就是好同志；现在的工作却需要始终恶补新知识，要有超强的思考力。当下有一个大的挑战是科技来袭，青年人应当是最先拥抱掌握技术、最懂得运用新技术的人。同时，不只是数字货币研究所以及科技部门那些人需要具备数字金融知识，而是每一个金融学者都需要有数字金融的思维，因为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已经越来越没有界限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年九月，我对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新生说过这样一段话：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来自改革者的执着追求和有为担当。他们或是一个普通公民，或是一个企业家，或是某个层级的领导，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执着追求，有所作为，敢于担当。我们这代人是改革的受益者，更应该是改革的继承者和推动者。

记者：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由于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人们亲切地称其为“五道口”。您是五道口的“大师姐”，现在是清华五道口的院长，请您谈谈五道口在中国金融改革中的积极作用。
吴晓灵：我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81级的学生，82年入学。研究生部应该说是我金融职业生涯的起点，也是我职业生涯的终点，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理事长和院长，这个金融学院的前身就是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在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五道口”，因其独特的地位和优越的人才资源，顺理成章成为了当时金融改革的桥头堡和思想策源地。作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者和推动金融体制发展变革的身体力行者，“五道口”人曾经做过一件大事，那就是提出被誉为中国金融市场“蓝皮书”——在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

1984年5月31号到6月7号，中国金融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办，在那次会上，我们研究生部81级和82级的23名同学，共同提出了一个《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在这份提纲当中顺应了当时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来要突破以银行为主的改革思路，要创造条件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因为当时金融市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禁区，因而这个报告提出来以后，在社会上还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984年10月份的时候，中共中央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那个文件当中并没有对金融体制做过多的描述。刘鸿儒行长带着我和其他的一些同学，参加了两次当时总理主持的关于金融改革和价格改革的座谈会。我们在11月份的时候，研究生部的同学一块儿写了材料，是关于一个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几点意见。在这个材料当中我们提出，除了中央银行以外的其它金融机构的企业化，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的多样化、金融机构经营的企业化和中央银行完善化。这些想法在后来的金融改革的方案的设计过程当中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方案也在12月底，在武汉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上作为参考的材料，提交给了会议。这些想法也都写进了中共中央的七五金融改革的方案当中去。

不仅如此，五道口人在中国金融改革事业上还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1987年，五道口校友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1987年，五道口校友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特区证券，并出任首任总经理；1987年，五道口校友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上市金融机构深圳发展银行，并出任首任行长；1990年，五道口校友参与创立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出任首任总经理；1992年，五道口校友参与创立全国第一支基金富岛基金；1998年，五道口校友参与主持世界瞩目的重组大案粤海重组；2001年，五道口校友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银行卡标准系统中国银联，并提出“一卡通”……五道口人一直站在中国金融改革的潮头，引领着改革实践的的方向。

2012年3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正式成立，“五道口”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记者：请您谈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成立的背景及意义。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金融教育合作事业，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早在2000年双方就已开始接触。清华大学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前是一所综合性大学，文理工科都非常优秀，院系调整后清华转向以理工科为重点的大学。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清华明确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五道口”（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也在积极寻找合作，长期以来“五道口”缺少专职教师，一直在寻找一个恰当的方式既能够保持“五道口”原有优势，又能够拥有一只专职的优秀的师资队伍。

所以，在2000年左右，清华与“五道口”就已开始探讨合作的模式。2009年，随着我国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公布鼓励进行改革和探索，清华与“五道口”共同寻找到了一种方式，即用理事会的方式，把业界优势和大学特色相结合，一是发挥清华百年教育的优势，二是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依靠金融业界办学的传统，共同打造培养中国金融人才的高端平台。

清华大学步入新百年之际，中国也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全球包容性发展，需要培养更多的人才。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成立和发展，承载着教育界与金融界共同培养高端金融人才的期待。教育与金融界合作打造高端金融教育研究基地，是培养应用型金融高级人才的进一步尝试，也是教育改革的有益实践。

记者：中国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的改革也迎来新的历史机遇，请您谈谈对未来改革方向的判断。

吴晓灵：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能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善法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建设法治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文章部分摘录自：

1、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亲历改革系列》之《吴晓灵回忆金融业改革：央行主动革了自己的命》
2、《中国金融》2018年第23期 《金融改革开放在路上——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
3、《新清华》2012年4月21日《五道口金融学院专刊》
4、《水木清华》2013年第3期《忆往昔峥嵘岁月：三十年铸就金融黄埔》